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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湖北】為眾生而努力 為眾生而犧牲

2019年05月05日 瀏覽量: 來源: 作者:

為眾生而努力 為眾生而犧牲

——追思大爹許白昊為黨、為國、為人民解放英勇奮斗的偉大精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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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爹許白昊,他出生于1899年,生長在應城富水河畔一個農民家庭。他青少年時離家去武漢求學。此時的中國,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欺凌和封建勢力的腐朽統治,中國已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正處在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中華民族正處于救亡圖存的關鍵時刻。他立下“決當做中國有用之人”豪邁誓言,在救國救民的道路中上下求索,奮力抗爭,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在他心中深深扎根。從走上革命道路的那天起,他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給了黨,交給了中國革命,交給了中國人民。他先后在武漢、鄭州、上海等地組織領導了一系列革命斗爭,開展了許多重要革命活動,留下了光耀后代的不朽業績。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推動中國工人運動向前發展,探索中國革命解放道路做出了重要貢獻。

  

  他雖然為黨、為國、為人民解放,英勇獻身已經90多年了,但他那種對理想、信念的追求與堅守;對組織、事業的忠誠與擔當;對金錢、家庭的清廉與自律;對國家、人民的奉獻與大愛,永遠值得我們崇尚與踐行。

  

  一、崇尚他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崇高理想

  

  為追求人生光明前途,許白昊青少年時就離家只身一人來到武漢求學。1917年春,他考入設在省城武昌的湖北甲種工業學校學習(現武漢科技大學)。當年這所學校座落于武昌曇花林,淵源于工藝學堂。工藝學堂為湖廣總督張之洞于1898年所創建,1907年遷至曇花林,易名省城中等工業學堂,1914年復更名為湖北省甲種工業學校,簡稱湖北甲工。湖北甲工是一所職業中學,相當于今天的職高,當時開設金工、染織、圖案、電氣四科,學生預科1年,專科3年,招收14歲以上,具有高等小學學歷的學生。這是一所歷史悠久、紅色底蘊深厚的學堂,早年學校就有不少師生是中國同盟會成員;偉大的辛革命武昌首義軍旗,“鐵血十八星旗”就出自該校的三名學生繪制;起義軍中有不少學生軍也來自于該校;董鋤平、許白昊、鄭位三、吳干臣、聶洪鈞、柯松濤、田竺僧等一批中共早期黨員、工運領袖都從這個學校走出。

  

  許白昊入校的第一年,蘇俄十月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人類社會從此真正實現了把社會主義由理想變為現實。這一驚天歷史巨變,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找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理,也給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以莫大鼓舞和希望。至此,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許白昊受《新青年》、《每周評論》和《新聲》等進步書刊的浸淫和引導,積極參加武漢學生反對北洋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賣國條約《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反帝反封建愛國斗爭;參與發動組織了武漢罷工、罷市、罷學的“三罷”斗爭;積極投身校園內外的結社、辦報、演講及學聯發起的“提倡國貨、抵制洋貨”等進步團體活動。遂而萌發變革社會、救國救民的革命思想。

  

  1919年,許白昊因參與學生游行示威、請愿抗議等活動,揭力聲援“五四”愛國運動,被北洋軍閥政府湖北當局驅逐離校。同年秋,他胸懷實業救中國的夢想,深感“以有用之身,應留得有用之時。此時投筆從戎,成不過為許褚、張遼之徒,敗則為螻蟻耳!”(陳潭秋語)。毅然放棄報考軍校的機會,離漢東下,輾轉至江、浙、滬一帶。在上海的機器廠做過工,在杭州的電機綢緞廠當過機修匠,曾就讀于上海中華職業學校。這所學校是由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聯合蔡元培、梁啟超等48人,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發起成立,1918年在上海陸家浜南岸正式創設該校。以“敬業樂群”為校訓,以“雙手萬能”、“手腦并用”為職教理念,被譽為在國內外“最富有實驗性的學校”。從這里走出了鄒韜奮、張聞天、顧準、徐伯昕、華羅庚、江竹筠、秦怡等一大批杰出才俊。在這所革命氣氛非常濃厚的學校里,許白昊結識了許多革命志士,有機會接觸和閱讀如《勞動界》、《勞動音》、《共產黨》和《工人周刊》等許多面向工人階級勞動者的進步書刊,參加革命志士、進步團體組織的讀書會、辯論會、聯誼會等。此時的許白昊,已經不滿足于入職糊口,開始考求中國實業如何發展的道理,探索如何救國于危亡、救民于火熱的路徑。

  

  1920年11月21日,許白昊加入了早期的革命組織——上海機器工會。這是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發起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第一個工會。成立當天,孫中山、陳獨秀都到場作了熱情洋溢的演說,陳獨秀、楊明齋、李漢俊、李啟漢等被推舉為名譽會員,還創辦了自己的刊物《機器工人》與正式會所,籌辦了英文義務學校。短短兩個月,已有會員370多人,深受工人們的歡迎和擁護。許白昊在其中工作,并成為本工會的骨干成員。因而,結識了一批如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李達、楊明齋、李啟漢、李中、沈澤民等上海早期共產主義小組成員。讓許白昊對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以及中國勞苦大眾受剝削受壓迫的惡劣現狀和悲慘未來,不僅有了比較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且還有了更為深刻的親身體驗。機器工會的成立,無疑使許白昊這樣的中國工人,第一次真正有了“娘家人”的歸屬感,也成為“娘家人”生生不息的革命源動力。

  

  1921年8月,中國共產黨剛成立不久,經李啟漢引薦,許白昊來到了黨第一個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根據中共黨的“一大”決定成立的,黨的第一個決議以一半的篇幅規定了領導工人運動的任務。這個先進組織,就是向工人宣傳馬列主義,幫助工人組織工會,領導罷工斗爭。其構成人員大部分是中共“一大”代表,在中國工運史上具有開拓性的重要地位。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由于力量很弱,又處在秘密分散狀態,冠以黨的名義公開活動是絕不可能的。由此抓工人運動成為我黨最重要的中心工作,有工運才有黨,工運工作在先,黨的工作在后。許白昊來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不久,就在創辦的機關報《勞動周刊》上,以赤光的名字撰寫發表多篇揭露黑暗、針砭時弊、喚醒民眾的文章,從理論到實踐不斷指導著全國工人運動的蓬勃開展。他在《勞動周刊》第11期上,以《工人歌》為題用詩的形式,喊出了發自肺腑的心聲:“青翠的山,碧綠的原。光華燦爛,錦繡河山。此何人力?我們工人!自作自受,理所當然。“快活日!快活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描繪了光華燦爛的人間世界,指出這個人間世界是勞動之力所造就,勞動者理所應當享受自己勞動的成果,并熱烈向往著能夠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為實現這一人類美好的理想社會,許白昊已準備著獻出自己的一切。他在后來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發表的一篇文章《鵑血》中,曾這樣寫道:“我愿淌干眼淚,洗凈大千世界,我愿灑盡碧血,參透昏憒人生”。這一勵志雄文,引起了當時編輯部的高度關注,編者特加按語,希望讀者注意此文,編輯部對此不甚知名的文學作者的作品相當重視。

  

  1921年10月前后,許白昊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同志一道,先后參與策劃、組織、指揮了震驚中外的香港海員大罷工、隴海鐵路工人大罷工和武漢租界人力車工人同盟大罷工等一系列罷工、游行、集會、以及成立行業工會的偉大斗爭。僅1922年,全國各地罷工100多次,參加罷工的工人達30萬人,成立的工會組織110多個,有組織、有紀律工人已達20多萬人,迅速掀起了第一次中國工人運動高潮。1922年1月21日,許白昊代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遠赴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為我黨與共產國際聯系的橋梁和紐帶,也是我黨最早面見列寧、斯大林教悔的人之一。特別是列寧希望國共兩黨能夠合作的意向,以及對中國鐵路工人運動寄予厚望。對許白昊思考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無不給以莫大的啟示、指引和鞭策。此次遠東民族大會之行,革命的理論和火熱的生活,把許白昊引進了一個廣大的新世界。他了解了列寧關于殖民地問題的理論,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現實任務是開展民主革命,了解了中國革命的基礎是工人運動,工人階級應當與農民攜起手來,中國共產黨應當帶領無產階級推翻反動的剝削階級,建立本階級的勞農政權,受苦受難的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思想上豁然開朗,更加激發了他對于中國革命的熱忱和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回國以后,由張國燾介紹,他便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把一切獻給黨,獻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初心始終不變。1922年5月1日至6日,黨派許白昊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并被當選為執行委員。其間,他作為上海代表與蔡和森一起,參加了同在廣州舉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7月16日至23日,他又以中國工人階級代表的身份,出席黨在上海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從此,登上了領導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舞臺。

  

  許白昊已把為實現人類美好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作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終身追求。在探索和追尋的過程中,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飽學之士熏陶著、引導著,他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知識和智慧,從革命理論和實踐中獲得力量和方向,經歷了從朦朧到自覺、從自發到自為的巨大轉變,使他真正成為一名堅強而勇敢的共產主義戰士,在中國共產黨旗幟的引領下,正奮勇而前行!

  

  二、崇尚他初心不改緊跟黨走的堅定信念

  

  許白昊從加入中國共產黨那一天起,以身許黨,聽黨召喚,勇于擔當,不辱使命是其一生不變的本色。1922年6月,黨派他回武漢領導組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的工作,他按照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組織模式,創建了武漢分部機關報《勞動周報》,并結合黨掌握的《武漢星期評論》等刊物,以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發展工人組織、促進工人運動為宗旨,大力傳播馬列主義,向工人宣傳勞工神圣、勞工解放,報道工人運動消息等。形成了黨對外較為強勢的宣傳陣容,很快成為武漢工界的喉舌,獨樹一幟。為在湖北落實執行好中共“一大”和“一勞大”會議精神,迅速把武漢的工人運動做大做強。他帶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的同志,參與組織領導了粵漢鐵路工人、漢口租界人力車夫、硚口英美煙廠工人和漢陽鋼鐵廠工人等大罷工,并取得了斗爭的最后勝利。迅速打開了黨在武漢開展工運的新局面,“開辟了武漢工人運動的新紀元。”(鄧中夏語)。乘著武漢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許白昊培養發展了施洋、向忠發、秦怡君、張金保、陳春和等一批工人骨干加入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增強壯大了湖北工人運動的骨干力量。

  

  為迅速實施中共“二大”制定的建黨行動方略:《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決議案》;《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決議案》等一系列決議。經過充分調查和周密思考,許白昊有感而發地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一個勞動團體中,如果參與者的階級覺悟真能徹底,又能明了自己所處的地位,認清自己所有的目標,那他們必定會感覺到單一團體獨自應付的能力太過薄弱,必定熱烈地希望同階級、同地位、同目標的勞動團體都能團結起來。”因此,許白昊把漢陽鋼鐵廠,作為他初來武漢開展工人運動建立的第一塊革命陣地。漢陽鋼鐵廠地處武漢工業和交通中心,是清末重臣張之洞督鄂期間興建的,是中國近代鋼鐵工業的發祥地,其規模在當時的亞洲首出屈一指,居世界第二位,在武漢工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下設6個大廠、4個小廠,產業工人達6000余人。湖北大冶出產礦,江西安源萍鄉出產煤,經湖南株洲鐵路、漢水兩路運往漢陽,高爐一煉就成所需的鐵和鋼,一個企業拉動采掘、運輸、冶煉三個工業部門,環環相扣。這種相對孤立、封閉的現代工業生產方式,如果通過成立工團聯合會的形式,把三萬多工友組織起來,并影響帶動周圍相關產業群起而效仿之,極有利于鍛造工人階級的團結性和戰斗性,發展壯大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隊伍。時任中共武漢區委秘書、漢陽地區第一負責人的許白昊,在全力促成武漢工團聯合會、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成立的基礎上(許白昊被推選為秘書科主任),他又積極與中共湖南區委負責人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等聯系,磋商跨區域工團聯合問題,以實現工人運動呈現點、線、面相連相融,搖相呼應發展之勢。1922年11月12日,由他牽頭在漢陽鋼鐵廠召開籌備會議,商定了籌備漢冶萍總工會成立的各項事宜,還親自為漢冶萍總工會起草了章程草案(共7章25條)。同年12月10日,來自安源路礦工會、漢陽鋼鐵廠工會、大冶鋼鐵廠工會、大冶下陸鐵礦工會、漢冶萍輪駁工會的工人代表,及各界來賓不下數千人,在漢陽三碼頭老街召開大會,宣告了漢冶萍總工會的成立,并推舉許白昊為秘書長,總理日常一切事務。漢冶萍總工會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工會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為此發來祝詞:“漢冶萍是中國最新式、最進步的大產業,為中國中部工業制造的策源地,其一舉一動足以影響全國,工友極其眾多,亦最富于階級覺悟。半年以來,舉行兩次階級戰爭的大同盟罷工都取得了最后的完全勝利。現在三公司底下的五大工團,聯合起來,成立漢冶萍總工會,結成一條強固精密的階級戰爭的廣大戰線,開中國勞動運動未有之創局,足以使資產階級驚心喪膽。”

  

  項英的腦海里,深深地記憶著許白昊百般操勞的情形。他對這段經歷曾作如此評價:“這種偉大的組織發展多為白昊同志的努力所致。他被選為聯合會秘書,足見他在武漢工人群眾中的信仰。工團聯合會成立后,武漢工人運動更突飛猛進,斗爭的劇烈也與日俱增。各種工人均次第組織工會。白昊同志當此工作緊張之際,每天差不多只能吃一次飯,真是“枵腹從公”、廢寢忘食,取得武漢三鎮四十萬工人更深的信仰。”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了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以個名義加入國民黨,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新策略。翌年4、5月間,許白昊會同董必武、劉伯垂、項英、廖乾吾、林伯渠等,幫助國民黨改組、籌備成立了漢口特別市黨部(漢口是民國時設立的第一個特別市,由國民黨中央直接管轄)和湖北省黨部,并確保其中任職的大部分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許白昊任漢口特別市黨部組織干事、監察委員,后任省、市兩黨部政治委員。兩黨部的成立,標志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在湖北正式形成。當第一次國共合作進入后期階段,蔣介石利用手握重兵,獨攬黨政軍大權,伺機準備向共產黨人發動進攻。許白昊出席了在漢口南洋大樓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許白昊、毛澤東、董必武、惲代英、瞿秋白、宋慶齡等共同努力下,會議通過了20多項重要決議,旨在恢復和提高黨權,防止個人獨裁和軍事專制,并免去了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職務,挫敗了蔣介石妄想遷都南昌控制整個國民黨的圖謀。會議通過了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支持工人運動的決議。從本次大會選舉情況看,共產黨人再次進入政俯任職,國民黨左派和中共成員占了相當比例,基本控制了黨政大權。許白昊作為中共“二大”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湖北國共兩黨重要負責人和湖北工委書記,加上他多年發動組織領導工人運動的斗爭經驗,在參與領導國共兩黨合作,反擊吳佩孚北洋軍閥的血腥統治,鉗制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集團分共反共圖謀,領導和推動全省工人運動發展,不斷發展壯大我黨力量,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這次大會主要研究決定了:黨如何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工人階級如何參加民族革命運動;黨在組織上和群眾工作上如何進行準備;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發展工人運動是重要舉措等非常緊迫的問題。許白昊全然不顧半年多的牢獄之災對自己身心的摧殘,挑燈夜戰研讀中央精神,并堅決而迅速地貫徹落實在湖北的工人革命運動中。由于“二七”慘案的摧殘,“漢口黨獄案”血腥鎮壓,整個湖北的革命運動處于低潮。好在孫中山掌握的國民革命軍占據了一定的勢力范圍后,湖北的民主革命形勢出現了漸次緩和局勢,有利于工人運動的復興。作為原湖北工團聯合會主要負責人之一的許白昊,趁此形勢,于1925年4月12日,正式恢復了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還擴充了京漢鐵路南段、粵漢鐵路北段兩個工會組織。接著5月4日,許白昊同董必武、劉伯垂等一起,趁機將國民黨湖北省臨時黨部、國民黨漢口特別市臨時黨部面向社會公開。為了扭轉革命低潮時工人運動出現的停滯,提振工人團結斗爭的勢氣。許白昊又相繼組織領導了漢口人力車夫8000多人、硚口英美煙廠4000余人、漢口和記蛋廠1000多人等罷工斗爭,迫使資本家答復了工人所提條件,取得了斗爭的最后勝利。繼而武漢火柴廠、硚口日商泰安紗廠、武昌第一紗廠等附近各廠,都有群起而響應之勢。武漢工人革命運動的星星之火,已成燎燃之勢,革命的高潮再度到來。同時,也預示著全國革命高潮潮信已經來臨。許白昊帶著這樣的成績,再下廣州出席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

  

  許白昊先后四次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曾擔任中共武漢區委、漢口地委、中共武漢地委、中共湖北區委、湖北全省總工會、中共江蘇省委、上海總工會等重要負責人。在武漢、鄭州和上海等地,他參與領導組織指揮了震驚中外的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收回漢口英租界、上海工人同盟大罷工等偉大斗爭。有力地打擊了反動封建軍閥、外國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和黑惡資本家的囂張氣焰,培養錘煉了一支聽黨指揮、有組織、有紀律、能斗爭的工人階級隊伍,贏得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

  

  許白昊短暫而輝煌的革命生涯中,有五年多的時間是在武漢度過的。在此期間,許白昊和他的同志們,以其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信仰,矢志忠誠于黨的事業,不畏艱難困苦,不怕流血犧牲,歷經百折不撓的拼搏奮斗,終將實現了中共“四大”提出的建黨方略。實現了湖北黨的建設和工人運動,由小變大、由弱變強的巨大歷史轉變。以武漢為中心、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湖北工人運動,以澎湃之勢躋身全國工人運動的前列。此時的中國革命中心,正在快速地向武漢轉移,武漢正在成為全國、乃至世界關注的中心。

  

  1927年1月,國民政府正式從廣州遷都武漢,并將武漢三鎮劃定為京兆區。同年4月,中共中央所屬機構和人員已陸續從上海搬來武漢,早在2月份,中華全國總工會也從廣州遷到漢口。此時的武漢,不僅成為全國工人革命運動的中心,儼然已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為此,中共中央決定,于4月27日,在湖北武昌召開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以公開的身份亮相于中國的政治舞臺,也是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制度建立的發端。許白昊與全體代表一起出席了大會,并在黨的“五大”上,他高票當選首屆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按票最初排序:王荷波、許白昊、張佐臣、楊匏安、劉峻山、周振聲、蔡以忱)、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的重要領導者之一,也使他成為我黨歷史上,曾在國、共兩黨中擔任過監察委員職務的唯一人員。他曾兩度被捕入獄,雖遭嚴刑逼供,但絲毫沒有動搖他革命的意志和共產黨員的崇高信仰,也絲毫沒有動搖他緊跟黨走的堅定信念,直至不惜獻出他年輕而寶貴的生命。

  

? ? ?三、崇尚他扎根群眾求是苦干的垂范精神

  

  建黨初期,中國工人運動正處在啟蒙階段,許白昊剛來漢口發動工運時,為便于接觸工人群眾,扮當賣水工。他經常挽著高高的褲腿,腳穿磨破的布鞋,肩上擔著兩只水桶,從漢江里打水,踏上八十多步臺階,走街串巷、穿梭于工人棚戶區叫賣,借此掩護身份,秘密聯絡工人骨干。他白天深入工廠、鐵路、碼頭、學校及各勞工團體調查了解情況,晚上還到工人識字班、工人夜校宣講革命道理。不多久,就與工友們建立起深厚的階級情意,并撰寫出多篇極具指導性文章。在他帶領和親自組織策劃下,武漢地區的工會組織紛紛成立,當時新聞報道稱之為“秋花之怒放,夏水之暴漲”。他先后組織成立和領導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漢陽鋼鐵廠工會”、“武漢工團聯合會”(全國第一個黨領導下的地方總工會)、“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漢冶萍總工會”、“湖北工團聯合會“、“武漢工學聯合會”、“武漢工人代表會”、“湖北全省總工會”等組織。1923年,他通過積極努力引導,卓有成效的將學運代表夏之栩、徐全直、陳碧蘭、李文宜、莊有義等進步青年學生,培養發展為工人運動的組織宣傳發動者,以至后來成為我國工人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的中堅骨干力量。

  

  1926年10月10日,由許白昊主持,在漢口寧波會館隆重舉行大會,宣告了湖北全省總工會的成立。作為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二黨團書記、首任秘書長、財政部長、兼經濟斗爭委員會委員長的他,審時度勢、不失時機地抓住國共合作有利的革命發展形勢,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迅速健全了省總工會各職能組織。組建了工人宣傳隊150個支隊1300多名隊員、工人糾察隊2000多名(還親自召集糾察隊正、,副隊長以上人員授課培訓),大力發展了基層各行業工會組織,迅速壯大了工人運動的骨干力量。1927年上半年,僅武漢三鎮建立工會組織,從最初的13個猛增到300多個,有組織的工人迅速達到50多萬人。湖北省總工會一時間叱咤風云,成為武漢乃至中部地區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當時天津有報紙稱,整個武漢,無論男女,工作何業,已成為“無工不組會”的時代。

  

  同時,為適應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大好形勢,增強黨對工人運動的組織領導。許白昊與劉少奇、董必武、陳潭秋、李立三等一起,積極籌備創辦“工人補習學校”、“平民學校”、“婦女訓練班”、“工人子弟學校”和“工人運動講習所”等,在籌辦期間,許白昊幾乎不分白天黑夜,尋找教學地點、準備教學器材、編寫教學方案、制定管理制度,從財力上給予全力保障。并同劉少奇、董必武、林育南、李立三、陳潭秋、惲代英、董鋤平等一起,親自為學員們授課。許白昊主講“湖北職工運動史”、“湖北工人生活狀況及經濟爭斗問題”、“湖北工人目前的經濟斗爭”等課程。教學中他十分注重理論與實際結合,聯系自己多年來組織開展工人運動的經驗體會,深入淺出、形象生動地講好每一節課,深受參學人員的歡迎。僅“工運講習所”培訓工運干部500多名。在他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武漢地區的職工教育發展很快,1927年5月,僅就漢口各工團辦的職工學校就有53所,參訓學員達7700多人,對提高武漢地區職工的文化和理論水平,為全省各市、縣輸送急需的工農干部,推動工農運動蓬勃向前發展,作出了十分可貴而又及時有效的重要貢獻。

  

  1927年5月,身為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骨干成員的他,依然擔負著領導湖北全省關乎工運全局、既十分重要而又頗為尖銳復雜的勞資爭議仲裁重任,真可謂勞資爭議烽火連天。不管局勢多么殘酷惡劣,許白昊總是代表全省總工會,及時出現在勞資爭議現場,站在廣大工人階級的立場,心系廣大工友的根本利益,與廠主、店東、資方、軍閥、偽當局等據理力爭,寸步不讓,還當場為工友草擬簽定仲裁協議、勞資合約等。并及時地制裁了一批作惡多端的資本家、黑心廠主,極力維護了廣大工人群眾基本的尊嚴和權益。他在參加漢口和記蛋廠工友酬勞金問題的交涉仲裁時,對勞資雙方講:“工人困苦,但只能根據有理由的事要錢。如此事,工人有要求的正當理由,才能說話,無要求的理由,縱再苦些,不能亂要一文。”為了更為有效地解決好勞資糾紛、仲裁爭議,許白昊曾多次參與國民黨中央武漢臨時聯席會議并作出報告,參與研究解決勞資爭議仲裁中遇到的重大問題,力促實現了從勞資仲裁到工商聯合的重大轉變。達到了既維護工人群眾的基本利益,又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有力地促進了工人運動的健康發展。許白昊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對這段難以忘卻的經歷,項英深有感觸的寫道:“白昊同志在領導工人斗爭中與資本家談判中,均極力主張工人的利益,揭露資本家一切欺騙和狡猾行為。尤其是在訂立契約時,他都能一字一句地為工人利益而斗爭,使武漢工人在經濟上得著相當的利益。湖北全省工人運動遂得在這個時期建立了群眾斗爭的革命的組織及爭斗發展的基礎,白昊同志遂成了湖北全省工人唯一信仰的領導者。”

  

  為配合北伐軍攻克武漢,中共湖北區執委機關一度移往武昌,漢口只剩下許白昊、向忠發等兩三個人。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由于北伐軍將至,漢口的工人運動驟然高漲。許白昊作為當時漢口共產黨和工會系統的主要負責人,他不分百天黑夜全力以赴,成功地領導了漢口此起彼伏的罷工斗爭,并組織工人骨干從人力、物力、財力上,為北伐軍的到來,做了大量艱難困苦的后續保障工作。不僅如此,許白昊還在武漢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刊上,先后發表《武漢工人遭受的厄運》、《北伐前夕的武漢工潮》等文章,痛斥軍閥,指導工運,聲援北伐。在他和董必武、劉少奇、陳潭秋、項英等人組織指揮下,組織以共產黨員、青年團員為骨干的北伐宣傳委員會;組織城市工人有選擇的罷工、罷市;組織發動全省農民迎接、支援北伐軍;組織開展以收集情報、和策動敵軍起義為主要內容的軍事斗爭。幫助北伐軍戰事進行的主要是兵工工人和交通工人,而這部分工人主要集中在漢陽,許白昊長期經營漢陽,在兵工廠、鐵路、輪駁工人中建立了堅實的基礎。許白昊以漢冶萍輪駁工人為基礎,將輪駁工人、漢口集家嘴至易家墩沿漢水一帶的劃子和木船工人、漢口和漢陽部分碼頭工人、人力車夫工人骨干,秘密組織起來,成立交通隊、偵探隊、向導隊、擔架隊、運輸隊和巡安隊等,為北伐部隊提供強有力支援。漢陽兵工廠的工人停產,鐵路工人罷工,致使軍閥隊伍缺槍少彈,軍需得不到保障;組織工人挖坑道,為部隊開辟地下通道;向軍閥部隊的下級軍官和士兵開展宣傳攻勢,瓦解斗志。這些工作都有力地協助與支持了北伐軍攻城,北伐軍終于在10月20日全殲頑抗了40多天的守敵。

  

  為了配合北伐軍維持武漢的社會秩序,他同湖北區委和省總工會負責人一起商議,決定在武漢組織工人糾察隊4000余人,巡邏于武漢三鎮的重要地帶,確保北伐軍勝利攻克武漢后的社會穩定。項英在許白昊傳略中這樣寫道:“第三次勞動大會中決定全國工人援助北伐,白昊同志參加會議后回到武漢,即積極進行在工人中宣傳與實際的準備工作,建立工人糾察隊組織。當北伐軍將抵武漢時,白昊同志在槍林彈雨中領導武漢工人擾亂敵軍后防及破壞偵探等工作,北伐軍得武漢工人之幫助,很快地占領漢陽、漢口,漢陽兵工廠及火車車輛均為武漢工人從敵軍手中奪取下來交給北伐軍使用。”

  

  繼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1927年5月17日,蔣又策動軍閥夏斗寅在宜昌公然倒戈進逼武漢。此時中共中央所屬機構和人員,已從上海陸續遷往武漢。許白昊與項英、劉少奇、毛澤東、惲代英等一起謀劃布局,調集武漢工人糾察隊、工運講習所、農運講習所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等學員,密切配合葉挺部隊,一舉擊敗潰軍,確保了武漢政局和黨中央的安全。7月15日,以汪清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反動派,公然向共產黨人、進步人士舉起了屠刀,強令工人糾察隊解散、繳械。在中共中央、湖北黨與工運處于十分危險關頭,許白昊和李立三、劉少奇、周恩來等一起,采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策,表面上解,繳出破槍、梭標和棍棒,實則秘密轉移這部分寶貴的武裝力量。許白昊將自己所掌管的工人糾察隊全部、和其他近3000名糾察隊精銳連同較好的槍械裝備,交由陳賡帶隊,輸送到葉挺與賀龍的部隊里,正式加入中共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為20天后的南昌起義注入了生力軍。賀龍當時高興極了,他說:“我帶了多少年的兵,但從來沒有那個上級給我補充過隊伍和武器;現在不同了,共產黨給我補充,工農同志愿編到我這里來”。這就是將工農武裝的雛形,變為“八一起義”之前我黨所掌握的正式武裝力量,成為人民軍隊的前身之一。當今,被稱譽為“卷旗不交槍”專指此時此事。聶榮臻元帥晚年曾回憶這段歷史時深有感觸地說:“在那個時候,我們黨認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漢糾察隊在軍隊中最受信賴,那部分工人的確是最勇敢頑強的。”

  

  許白昊與妻子秦怡君,曾多次秘密回到應城膏鹽礦區,深入膏鹽棚戶區走訪工人家庭,下到礦井宣傳發動工人運動,并親自為籌辦的工人夜校授課,向礦工們宣講“二七”大罷工中,京漢鐵路工人頑強斗爭的英勇事跡,啟發膏鹽工人團結起來同資本家開展斗爭。每次都是過家門而不入,都是夜里來夜里走。為應城革命運動興起,撒下了第一粒火種,撐起了第一把火炬,培養發展了鄧先柱、彭鐵、金澤霖、陳梧軒、金秉衡等第一批黨員骨干,成立了應城第一個黨領導下的早期革命組織——膏鹽產業工會。在他倆的組織和指揮下,應城礦區爆發了震驚全國的萬人膏鹽工人大罷工,迫使資本家答復了礦工的復工條件,撫恤了受難工人家屬,增加了工人工資,井上工人的工資由每月“銀洋”九分增加到一角二分,取得了罷工的偉大勝利。擴大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開啟了黨領導下應城工人運動的序幕。從此,應城工農革命運動,如滾滾洪流一浪高過一浪。

  

  四、崇尚他立黨為公孝廉自守的高尚品德

  

  我的曾祖父許宗模,(也就是許白昊的父親),家里有幾畝薄田,主要以種田為生,還會些手藝活。他膝下有四女三男。許白昊首上有三個姐姐、其下有二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三個兒子中,許白昊(家名許權明)排行老大。曾祖父許宗模上有一兄許宗楷,積學在身,在鄉間算得上個秀才,村中或族中舞文弄墨之事大多請他操辦。許宗楷(妻:郭氏)婚后一直未得一男半女,在許白昊(許權明)還未出生時,許宗楷就因病去逝。許白昊(許權明)出生后不到懂事的年齡,他的父親許宗模作主,將許白昊(許權明)過繼給兄嫂郭氏(許宗楷之妻)做兒子。郭氏望后心切,就在許白昊十六、七歲時,行媒鄉間一張姓女子成婚。婚后不久,由于兩人感情不睦,許白昊立志高遠,自不甘平庸,再加上年年災荒、世道的黑暗,許白昊決心走出家門到武漢謀生、求學。當時省城武昌湖北甲種工業學校正在招生,許白昊因交不起報考費,考試那天,他只好坐在校門前的臺階上,眼巴巴地看著過往進出的考生,一直坐等到考試結束。監考老師出來鎖大門時發現并詢問他,許白昊說出原由,于是,監考老師破例帶許白昊返回教室,將剩余的考卷拿出一份,并要求他在規定的時間做完。許白昊將做好的考卷交給老師,老師看后覺得成績不錯,并叮囑他一星期后來學校看發榜結果。果然他考上了,而且名次還靠前。許白昊在省城甲種工業學校學習不到半年,與他成婚的妻子張氏,因病無錢醫治過早地離開了人世。也就在許白昊入校學習的第二年,養育他的伯母郭氏(伯父許宗楷之妻)也因病去世。后來,在許白昊的影響下,在家的兩個弟弟也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大弟許華明,到武漢后入一所法政學堂學習律法,并經常參與進步學生團體組織的反帝反封建愛國大游行、請愿、募捐等活動,學成后被安插在漢口一家由我黨掌握的船運公司謀職,不久,他也秘密加入了黨的組織。由于工潮此起彼伏,反動軍閥殘酷鎮壓,軍閥之間連年混戰,再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大屠殺,導致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流血犧牲。據有關資料不完全統計,僅1927年8月到1928年上半年,湖北全省黨員、群眾被殺害的達38000多人,全省黨員人數由大革命高潮時的17000余人急劇減少到2000余人。在這極其險惡恐怖的年代,大弟許華明與家人失去了聯系,全無蹤音(直至全國解放)。二弟許克明被安排在某支國民革命軍中,中途曾回過老家一次,已是營級軍官。就在許白昊犧牲那年(1928年),二弟許克明也犧牲在軍閥的屠刀之下。對此,項英在《許白昊傳略》中這樣寫道:“其弟年十五歲(族譜記載應該是十七歲),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同于今年(1928年)在武漢被桂系軍閥槍斃而犧牲了。”

  

  曾祖父許宗模非常思念在外的幾個兒子,曾經兩次坐船到漢口,但僅有一次見到了許白昊,并在那住過一星期。我們許家人所有關于許白昊的印象,都來自于曾祖父后來的講述。特別讓曾祖父記憶深刻的是,臨回家前,許白昊塞給他一些路費,當曾祖父買好車票,卻發現剩下的錢僅夠喝一杯茶水,曾祖父不由得感嘆到:“這錢算得真準啊!”。其實在當時,許白昊已經是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委員,還兼任著湖北全省總工會財政部長一職,手里掌握著大筆革命活動經費。但他卻未曾有一絲一毫的挪用,哪怕是為了自己久未謀面的老父親。

  

  在工人運動舉步維艱的時刻,許白昊告書家里,曾祖父家里本來也不富裕,在那災荒不斷的年代,幾畝薄田的收入本就難以維持全家生活開支。可當看到兒子有需要,曾祖父二話沒說,毫不猶豫地賣掉了一畝多田和部分家具、糧食,幫兒子籌集革命經費。曾祖父直到臨終前的最后一刻,還在不停地念叨著三個兒子,眼睛久久不愿閉上,曾祖父多么希望能有一個兒子守在身旁送終啊!就這樣,曾祖父帶著對兒子的無限思念和遺憾、絕望地離開了人世。許白昊自離開家后,直到后來犧牲,從沒有回過一次家,也沒有往家寄過一分錢,大革命時期留下的唯一一個孩子,后來也不幸夭折。在大革命時期,許白昊寫給家里最后一封家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決當做中國有用之人,不但自己不得為下流之人,并且愿教訓中國已入下流之人”。這段話,被許白昊的大弟許華明傳下的后人作為家訓,永志不忘、代代相傳。

  

  1927年8月,許白昊奉調上海工作,作為擔任湖北省總工會財政部長的他,臨行前毫不含糊將12萬多元的工會經費和詳細賬單一起交給接任者。到達新的工作地不久,聽湖北的同志反映,這筆經費在后來的使用中出現問題。1928年1月7日,他心急如焚地與劉少奇、項英一起聯名上書黨中央,請求中央徹底督查此事,一定要給全省的工人同志一個清楚的交待。在黨的“六大”召開前夕,許白昊深感自黨的“五大”以來,中央下達的有些指令,仍不顧敵我力量懸殊的殘酷現實,嚴重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并不時出現忽“左”忽“右”的盲動冒險或畏縮退讓傾向,導致黨的組織和人員付出了極為慘重的損失。有鑒于此,為避免重蹈覆撤,1月22日(也就是他被捕前25日),許白昊又一次與項英、鄭覆他聯名給黨中央寫信。就黨的建設及中國革命之前途等重大問題,要求黨中央在召開“六大”前夕,能否先將大會討論之問題草案,先行告知各級黨組織,充分聽取和收集來自基層的各種意見、建議,以供大會參考;同時,也要求黨中央,目前至大會期間將出一種刊物,專門登載及發表各級黨組織、各同志對于大會之意見。許白昊以一名共產黨員的赤膽忠心,真誠而熱切地期盼著,通過黨的“六大”順利召開,黨能夠糾“左”去“右”,制定出一系列既符合黨情、又符合中國革命發展情勢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黨的建設和中國革命,沿著正確的道路勝利前進,讓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早日實現翻身得解放。

  

? ? ?五、崇尚他英勇不屈舍身取義的英雄氣概

  

  “二七”慘案發生后,全國工運轉入低潮,白色恐怖籠罩著武漢大地,一些投機鉆營的所謂工運風云人物先后變節投敵,這一極其艱困的局面,許白昊曾在一篇通信中這樣描述:“自“二七”屠殺后,湖北各工會一律封禁,工會絕對不能公開,外部受軍閥帝國主義的嚴重壓迫,內部受工賊的隨時告密陷害,工人為減少切身的痛苦和生活改善的經濟要求,無一不遭受軍警的干涉與逮捕。”在此情形下,許白昊遭到了反動軍閥政府的懸賞通輯,在黨的組織及人員迅速撤離的情況下,作為武漢區委秘書的他,卻依然選擇絕地堅守,堅信只要有火種在,火是不會滅的。繼續堅持斗爭,秘密恢復遭到破壞的黨組織和工運隊伍,并在漢口華清街、勝利街、六合路等處先后設下聯絡站,一面持續組織開展募捐,接收社會各界繕款,一面辦理京漢路死傷、失業工人及家屬的善后救濟工作,幾次幸免于難。許白昊由于受到的通緝尚未取消,反動當局搜捕促拿仍在進行,公開活動照舊十分困難。加之經濟拮據,不能維持生活,他便到漢口英租界電燈廠做工,下工后繼續負責工會與黨的工作。可是不到一個月就被敵人發現了,偵探到廠逮捕時,多虧他已經下工,才未遭毒手。

  

  1924年5月13日,由于判徒出賣,黨在漢口的秘密機關被反動軍警破獲,許白昊不幸被捕,雖遭嚴刑逼供,他寧死不屈。即被送交武昌陸軍軍法處,用專車押解至洛陽,由反動軍閥吳佩孚親審數次無果,判決十年監禁。中共中央獲悉許白昊等人被捕,5月19日,陳獨秀、毛澤東聯名簽署中共中央第14號通告,就“漢口官廳因反對國民黨運動逮捕了許白昊”等人一事,要求各地即速表示抗議。后經黨組織派人到天津,請求孫中山出面營救才獲出獄。許白昊出獄后,隨即轉道赴上海。他要向中共中央匯報蒙難經過,并得到下一步工作的指示。

  

  此時已是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這次大會明確提出,對于上海、漢口、天津這些新式工業發達的地區,要把當地工人完全組織在本黨指揮之下,以鞏固黨的工人運動基礎的任務。考慮到許白昊對湖北情況的熟悉和深得工人群眾的信任,中央決定,要他重返武漢,繼續擔起推動工人運動走向復興的大任。許白昊領受了中央的新指示,雖蒙受了大半年的牢獄之災,但志不稍挫,溯江而上,返回武漢,重新杠起組織領導湖北工人運動的大旗。他的親密戰友項英,追憶了許白昊這一段活動的情況,他寫道:“武漢自白昊與其他同志數人被捕之后,工會與黨的工作又遭打擊而幾致停頓,尤其是工會運動。白昊同志出獄后又重新建立工會工作與黨的組織,領導漢口人力車夫大罷工及英美煙廠、英國電廠、火柴廠等五萬人的大罷工,這些罷工均為白昊同志所指揮,取得相當的勝利,并發展了秘密工會組織,同時又進行恢復工團聯合會的工作。”

  

  1927年,蔣、汪合流,悍然發動反革命政變,在全國公然發布指令,“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走一人”,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4月16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黨反動集團,發布所謂第一號“國民政府通緝共產黨首要令”,并開列了197人的通緝名單,許白昊赫然位列第28位。就在武漢汪精衛反動集團,即將對共產黨人舉起屠刀的前一天,7月14日下午,許白昊為了盡力爭取團結國民黨左派,進一步弄清國民黨右派險惡圖謀、并遲滯其屠殺行動。他不顧個人安為,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前往出席國民黨省、市兩黨部工人部,在漢口特別市黨部舉行的工人運動委員會議,許白昊在會中旗幟鮮明地表明我黨求團結、求合作、求統一的政治主張,以最大的誠意和耐心說服國民黨左派,爭取國民黨右派。為弄清敵情,穩住敵人,轉移在鄂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和人員、以及湖北省黨組織和人員,贏得了十分寶貴的機會和時間。

  

  同年8月間,許白昊奉中央指示到上海工作,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兼上海總工會組織部長和上海市民委員會委員。為便于隱蔽開展工作,中央特安排許白昊,暫住在英美占據的公共租界重慶路的一所中央秘密招待所里,與劉少奇、張國燾兩夫婦一起,住在同棟房屋的二樓同一層。這里只有中央領導人和交通員知道地址,因而安排了比較重要的干部居住(許白昊被捕犧牲后,此地一直安然無羔)。后來為便于工作,許白昊又搬至位于重慶路馬霍路一帶一間當街的房子,與上海總工會委員長鄭覆他夫婦住在一起。

  

  此時的上海,經過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屠殺,到處血流成河。國民黨軍、警、憲、特遍布街頭巷尾,并與租界里的巡捕和偵探合伙鎮壓殘殺共產黨人及進步人土;蔣介石還借助上海青洪幫首領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等頭目糾集的大批流氓、暴徒組織和武裝充當打手;還有散布社會各個角落的三教九流的黑社會勢力則無惡不作;而來自中共內部的叛徒逆流,則更成為黨開展革命活動的暗敵。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趙世炎等黨和工運主要負責人相繼英勇犧牲,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果實早已被蔣介石完全剝奪,上海一下子變成了“狼虎成群”恐布世界。

  

  為了盡快扭轉危局,盡管形勢極其嚴峻,許白昊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與他的戰友鄭覆他一起,夜以繼日地奔忙于恢復重建黨的組織,整合失散革命力量;慰濟救助起義中受傷工人及死難者家屬;同黃色“工統會”作斗爭;組織發動各工廠同盟大罷工,成立大同盟罷工聲援委員會;秘密準備上海工人第四次武裝暴動,直致重新奪取政權;以實現中國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權。正當武裝起義準備日漸成熟之際,1928年2月17日,許白昊出席上海總工會,在滬西黃浦區新閘路醬園弄一工人家中,召開的各區工會特派員和產業工會負責人秘密會議,傳達貫徹中共中央十一月會議精神和全國總工會第一次執委擴大會議精神。同時另一處,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陳喬年主持,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秘密召開由各區組織部長參加的聯席會議。由于判徒的告密,兩個會場同時被英國租界的巡捕房包圍,許白昊、鄭覆他、陳喬年等三十二人當場被捕,江蘇省委書記項英前來參加總工會工作會議時,因故遲來一步而幸免于難。翌日,許白昊等即被轉解到淞滬戒嚴警備司令部(就是龍華監獄),這是繼1927年6月以后,江蘇省委、上海總工會遭受的又一重大破壞。

  

  在敵人嚴刑銬打面前,許白昊視死如歸,大義凜然,沒有透露一絲一毫給敵人。在被稱為人間地獄的上海龍華監獄,許白昊利用一切機會,秘密成立了獄中地下黨組織,設法保護未暴露身份的同志;帶領獄中同志高唱《國際歌》、《少年先鋒隊隊歌》等革命歌曲,引起獄中敵人的極大恐慌;同敵人展開不同形式的堅決斗爭。挖出了深藏黨內、敵人有意放進獄中指認、誘供的大叛徒唐瑞林(原江蘇省委浦東區委書記、后任上海總工會秘書,他的舅父繆斌是蔣介石的得力干將,他早就和舅父勾掛好了,在地下黨內潛伏起來,以緝捕到更多的中共重要人員);并積極開展獄中自救行動,將獄中情況及時傳遞給監外的黨組織。由于陳喬年剛從湖北調來上海,身份還未暴露,叛徒不認識他。許白昊與鄭覆他、張維楨(解放后,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顧委委員)等秘密研究營救他的計劃。許白昊認為,陳喬年一旦暴露,必定要被敵人殺害,提出采取“李代桃僵”之計,設法先將陳喬年救出,以后再想辦法營救充當陳喬年的同志。大家一致同意此辦法,打算由叛徒唐瑞林不認識的周之楚(總工會秘書、剛從上海交大調來市總工會),頂替他的職務。周十分英勇,當即允諾,愿以自己的犧牲來保全陳喬年的生命,這一切都在按計劃的進行。不料,周之楚的父親是華僑大商人,出于憐子之情也四處托人營救他,反倒使敵人間接發覺了陳喬年的真實身份,導致整個營救計劃失敗。許白昊、陳喬年被捕后,黨中央非常重視,曾指派中央政治局常委、時任中央組織局主任羅亦農負責營救。也是由于叛徒唐瑞林的告密,羅亦農于1928年4月15日下午,在家不幸被捕入獄,并在獄中很快被叛徒指認。被捕時的前一分鐘,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剛與羅亦農談完工作離開,幸免于難。

  

  1928年6月6日,蔣介石即令淞滬警備司令錢大鈞,將許白昊、陳喬年、鄭覆他就地處決,并將許白昊等三人單獨監禁,將獄中其他人員另解往漕河涇監獄。難友們知道許白昊等人即將被處決,臨刑前,獄中的同志問許白昊有什么要交待的,他泰然自若地叮囑同志們:“你們要好好學習,把身體養好,將來出去繼續革命工作。”年僅29歲的他,壯烈犧牲于龍華的楓林橋畔。兌現了他“我將灑干熱淚,我將灑盡碧血;”“應留有用的精神,為眾生而努力,為眾生而犧牲”的莊嚴承諾。”

  

  “龍華千古仰高風,壯士身亡志未窮。墻外桃花墻里血,一般鮮艷一般紅。”這首創作于龍華監獄內的光輝詩篇,不正是以許白昊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先烈,“為人民謀解放,為民族謀復興”,堅持理想,忠貞不渝的生動寫照。正是他們有著對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有著為國強民富的強烈期盼;有著謀人民幸福的美好向往;他們百折不撓,勇往直前。面對敵人威逼誘惑,他們意志堅定,不為所動;面對刑場槍口屠刀,他們大義凜然,毫不懼色。這種偉大精神的秉持,使他們不忘初心;“祖國至上,無私奉獻”,這種偉大精神的恪守,讓他們牢記使命;舍身取義,義薄云天。正是他們前赴后繼,用血肉之軀澆灌,才構筑起共和國的大廈,挺立起中華民族的脊梁。

  

  六、英雄更當銘記精神永將繼承

  

  許白昊為眾生而犧牲,做了為國為民有用之人。黨、國家和人民沒有忘記。6月8日,許白昊壯烈犧牲的第三天,上海總工會主辦的《上海工人》發表了悼念三烈士的詩篇。詩中寫道:“槍聲響,血花飛,我們的烈士死了,敵人露出兇惡的獰笑。三顆光芒四的赤星,三個頭角巍然的惡煞,三股奔騰澎湃的紅流,三朵光華燦爛之鐵花……”。6月15日,中共中央機關刊《布爾塞維克》雜志發表了《悼陳喬年鄭覆他許白昊三同志!》,追念三烈士的事跡,悼文指出:“上海無產階級及全中國革命民眾,對此三同志之死,是無須乎哭泣的,他們牢牢記住,他們將推翻反動的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為陳、鄭、許三同志有以前犧牲諸同志,復仇!”

  

  1928年9月24日,項英在出席中共六大期間為許白昊作傳,懷著對親密戰友的深沉追念,揮筆寫下烈士的英雄業績,高度評價了他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項英寫道:“白昊同志他一生是為中國無產階級謀解放而努力而奮斗。他是最刻苦耐勞而最勇敢忠誠的共產黨員。他是中國一切反革命者最仇視而欲殺害的,終至被軍閥蔣介石槍斃而犧牲了。他是中國工人群眾中最能干的勇敢的戰斗員與先鋒。白昊同志為中國無產階級謀解放而犧牲了,為實現共產主義運動而流血了!中國無產階級及一切勞動群眾,更因為他的犧牲與流血而激進他們的階級覺悟與階級斗爭的勇氣,以打倒他的一切敵人,而完成中國革命!”

  

  1930年6月,鄧中夏在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和共產國際會議期間,寫下了《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這是我國第一部工運史專著。身處異國他鄉,手頭并無多少文字資料可供參考,可他的書中仍有多處記載了許白昊。1936年夏秋,在陜西保安的窯洞里,毛澤東與美國記者斯諾秉燭夜談,講到黨成立初期的情況時,說到湖北,毛澤東只提到三個人,就是董必武、許白昊和施洋。可見許白昊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許白昊的傳記,先后被收入《中共黨史人物傳》、《中國工運歷史英烈傳》、《湖北英烈傳》、《湖北省志》、《武漢市志》、《應城縣志》。上海中共二大紀念館、上海龍華烈士紀念館、武漢中共五大紀念館、中國共產黨紀律建設歷史館、武漢二七烈士紀念館、武漢施洋烈士紀念館、以及武漢科技大學校史陳列館及許白昊廉園、應城市烈士紀念館和應城市藝體中心“許白昊革命英雄業績紀念廳”等,許白昊的事跡盡在展示之中。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在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如今,9月30日被定為烈士紀念日。自2014年起,每逢烈士紀念日,黨和國家領導人集體來到天安門廣場,與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表示崇高的敬意。“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許白昊,就是千千萬萬的人民英雄的一員。

  

  “歷史不容忘記,英雄更當銘記”。習總書記曾深情地指出:“對于一切為國家、為民族、為和平付出寶貴生命的人們,不管時代怎樣變化,我們都要永遠銘記他們的犧牲和奉獻。”今天,我們正在擁抱新的時代,踏上富民強國新的征程。作為許白昊烈士的后人,更要不忘先輩囑托,傳承好紅色基因。每年清明,我們許家后人都要集中在許家祖墳前,齊念祖輩遺訓,祭拜懷念先烈。我們這輩人也要像許家前輩一樣,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自己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和事業的忠誠與奉獻,引導好我們的后人,領悟許白昊的遺訓,教育他們時刻牢記自己是許白昊的后人。做一個無愧于黨、無愧于國家、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時代的有用之人,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發揚光大。

  

  作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祖國建設的每一位參入者,更要繼承與弘揚革命先烈許白昊“為眾生而努力,為眾生而犧牲”的偉大精神,努力踐行:理想信念永堅定,緊跟黨走不變心;牢記使命勇擔當,銳意進取創佳績;全心為民做公仆,孝廉自守清正明;祖國利益至為上,赴湯蹈火不足惜。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努力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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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白昊侄孫:許振斌(應城市稅務局副局長)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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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1.曾成貴:《鵑血忠魂許白昊》,中國工人出版社2017年版。

  

  2.中共黃崗縣委會編:《回憶陳潭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20日出版。

  

  3.胡水華主編、張帆副主編、組長李福珍:《中國共產黨湖北早期組織》(上冊、下冊),1981年6月4日出版。

  

  4.華師黨史研究室、第二炮兵黨史教研室、武漢測繪學院馬列主義學院教研室、武漢鋼鐵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湖北石油化工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聯合調查組(訪問記錄):包惠僧先生談“一大”前后的幾個問題; “關于二七罷工前后的情況”,1979年2月整理。

  

  5.吳德峰撰文回憶:“黨成立前后武漢地區的一些情況”,王來棣1956年訪問整理。

  

  6.李蓉著:《中共五大軼事》,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7.肖生生著:《中共黨史百人百事》第二版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28日出版。

  

  8.鄧初民撰文:“回憶大革命時期的武漢》,湖北文史資料1987年第4輯(總第21輯)

  

  9.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在湖北80年》,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簡史叢書編委會2001年5月1日編。

  

  10.紫石撰文:“煉獄斗士周之楚”,《東方劍》2005年05期。

  

  11.張繼才、高春雪著:《(“群星璀璨”武漢科技大學校史人物)(1898——1949)》,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12.中共應城縣委黨史資料征編辦公室:“應城峰火第二輯”,1985年7月編。

  

  13.許氏族譜。

  

  14.項英撰:“許白昊傳略”,1928年9月24日于赤都。

  

  15.張維楨撰:“上海早期工運斗爭回憶”(烈士風采),蔣寄夢整理。作者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顧委委員,1993年3月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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