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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與應城歷史淵源探求(三)

2019年05月29日 瀏覽量: 來源: 作者:

屈原與應城歷史淵源探求(三)

2019-05-28 15:01:12來源:今日湖北

第三章? ?《離騷》證辨與《哀郢》發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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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從楚懷王25年起被放至漢北云夢,于懷王29年(或28年)重被召回朝廷,其間歷時三、四年。這期間是屈原思想最痛苦、也是其文學藝術創作達到鼎盛的時期。除前面提到的《惜誦》、《招魂》兩篇肯定是作于漢北云夢之外,另有屈原最偉大的作品《離騷》以及《天問》、《卜居》、《漁父》幾篇均作于此時此地。(詳見趙逵夫《屈原與他的時代》、《屈騷探幽》二書中的相關章節)本文將著重討論《離騷》與漢北云夢以至于蒲騷的關聯。

關于《離騷》的創作時間與地點,自古以來就聚訟不斷、眾說紛紜,但在詳細考校諸說之后,筆者還是能夠厘清一個大致相同的共識:即首先一點,可以排除《離騷》作于楚頃襄王時期的可能。(見趙逵夫《離騷的創作時地與環境》之《<離騷>作于懷王朝》一節)目前爭論的焦點、核心其實已經脫離頃襄王朝,而主要集中在楚懷王朝:到底是第一次被疏遠時所作,還是第二次被放逐時所作?

傳統舊說認為《離騷》是楚懷王16年前后,屈原第一次受挫被疏放至漢北鄖、襄時,也即是擔任三閭大夫伊始的那一兩年間所作。且不說屈原初次仕途受挫,思想情緒上不可能有那么深沉、復雜而又積怨已久的發泄,單從文本來看,無數的學者專家都一致認為,此等震鑠古今的煌煌巨作絕無可能是屈原在政治上初次失意后所作。相反,《抽思》倒很像是屈原第一次遭受打擊后的作品。有學者評論為證:“(《抽思》)通篇都洋溢著回朝從政的強烈愿望,非但沒有提到死,而且沒有流露出對君王的失望。這說明作者當時在政治上還只是初次碰壁。”①可以這么說,《抽思》與《離騷》分別代表了屈原第一次受挫和第二次受挫后各自鮮明的思想狀況和情感流露,因此筆者認為,《離騷》必作于屈原第二次受政治挫折,即放逐于漢北云夢的期間。結合趙逵夫《屈騷探幽》中兩個章節(《離騷的創作時地與環境》和《離騷的開頭結尾和創作地點的關系》)的論述,筆者想在此強調兩個“鐵證”,證明《離騷》是作于屈原第二次受挫之后。援引《離騷》詩文如下:

1,“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靈修,指代楚懷王。數化,指多次改變主意、或策略。楚懷王一生,在選擇合縱與連橫的問題上反反復復,變換無常。從16年起一變,到18年又一變,再到后來的20年、24年、25年,楚懷王在聯齊與親秦的路線上搖擺不定,已經達到了好多次。這讓屈原痛心不已。正是因為到了楚懷王執政晚期(楚懷王二十四、五年),他這一“數化”的特性才得以顯現。如果僅就16年或18年的那一兩次變化來看,是談不上“數化”的。因此屈原必然是在經歷了楚懷王好多次變故之后,才會寫出此篇《離騷》的。這一點,可與《惜誦》篇中的“九折臂而成醫”一句相參看。

2,“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這一段文字,歷來被公認為是屈原借指培育花草,來比喻、象征自己在為楚國培養年輕的人才。這也即是他擔任三閭大夫期間做的事。然而從述事口吻來看,應當是三閭大夫職業生涯已經結束或行將結束才有的話。詩中說到“既”,表示為過去時態;又說到“萎絕”、“蕪穢”,很明顯是多年以后的結果——也就是指,屈原辛勤培育的人才,一個個都不成器。這樣的話語,絕無可能是初任三閭大夫時所能說的,則必然是過了若干年之后已經顯現結果,才能說的話。那么此時,當是懷王25年之后,屈原連三閭大夫之職也被黜(“謇朝誶而夕替”),放逐云夢蠻荒之地的時候了。

(一)蒲騷與《離騷》淵源辨析

現代學者李嘉言撰《<離騷>叢說》一文②,他用一種全新的學術視角來辨析《離騷》詩題,得出“騷應解作地名,離騷即是離開騷那個地方”的結論。并且從《左傳》中找到證據,證實“騷”的存在,那就是蒲騷。他又說:“此知屈原以前就有蒲騷之地,其地在漢水之北今應城縣境。”“屈原既在漢北住過,而蒲騷正在漢北,那么屈原住在漢北時就很可能是住在蒲騷。”

不管學術界對李嘉言用此種類似訓詁的簡單辦法考證出“離騷為離蒲騷”有多少非議,詬病。筆者認為,在目前相關史料嚴重匱乏的情況下,此仍不失為一種走便捷之徑的直抵真相的不二法門。李嘉言作為聞一多的學生,他的研究應該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自當有其深厚之來源。其實我們不必執著于《離騷》詩題的真正含義,到底是不是“離別蒲騷”,那已經沒多大意義。筆者認為李嘉言《<離騷>叢說》的真正意義在于,他用一種四兩撥千斤的學術途徑,找到了與趙逵夫殊途同歸的終極所在。至少在李嘉言看來,漢水下游以北的那個地區,即古之云夢,應當是與屈原有聯系的。他沒有否定蒲騷在應城縣境,更沒有否定應城屬于漢北,筆者認為這就夠了。

隨著當代屈學和楚辭學研究的深入,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把目光投向漢北云夢,致力于探討屈原與這個游獵區的淵源關系。2014年央視于端午節期間播出的6集紀錄片《屈原》即采納了最新的研究成果,里面明確指出,屈原是在“游歷漢北云夢澤”時創作的《離騷》。

(1)蒲騷與應城地理證辨

李嘉言《<離騷>叢說》征引之古籍文獻內容如下:

1,《左傳·桓公十一年》載:“春,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2,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二十七載:“安州應城縣,本漢安陸縣地,宋(南朝)于此置應城縣。故浮城縣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即古蒲騷城也。《左傳》莫敖狃于蒲騷之役,鄖人軍于蒲騷是也。”

上引《左傳》之文,是講的蒲騷最早見于史籍的記載,證明有這個地方。《元和郡縣志》之文,是講古蒲騷在今湖北應城地界。另外,筆者在應城當地志書里還找到了這樣的記載:

“應城屬《禹貢》荊州之域,歷夏及商未有著名,入周春秋稱蒲騷地。《左氏傳》‘鄖人軍于蒲騷’,又‘屈瑕敗鄖師于蒲騷’。杜預注:蒲騷,鄖邑也。”——《雍正應城縣志》卷一《沿革志》

結合應城市博物館所制《歷代建置沿革表》,可以廓清這樣的事實:蒲騷是應城這塊地方在歷史上獲得的第一個正式的官方的地名,蒲騷在春秋時分別隸屬于軫、鄖兩個諸侯國,戰國時屬楚。因此可以說,上引《左傳》之文里講到的“蒲騷之役”發生在今應城,是完全成立的。

(2)《離騷》與蒲騷關系之鐵證

《離騷》開篇首句云:“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此句中的“伯庸”,起初通釋為屈原之亡父。從宋代洪興祖開始,即對此說提出了質疑與挑戰,后來多以伯庸為屈原之遠祖,但究竟是指何人又說不清楚。至近現代以來,學界對“皇考曰伯庸”的考證就愈加異說紛呈。蔣天樞所著《楚辭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稱:“皇考,舊有屈原父、曾祖、屈氏受姓之祖三說;伯庸指何王,無考。”另,清末王闿運《楚辭釋》說:“皇考,大夫祖廟之名,即太祖也。伯庸,屈氏受姓之祖。”筆者認為,在眾多的說法里,以伯庸為屈氏受姓祖之說較為合理。同時,現代楚辭研究大家聞一多在其《離騷解詁》里指稱的“楚先王”又頗值得考慮。他先是引用劉向《九嘆·愍命》里的一段文字:“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皋之倫以充廬。”然后接著說:“據此,則原之皇考,又似楚先王之顯赫者。夫原為楚同姓,楚之先王即原之遠祖,固宜。”

由此,便引出兩種主流觀點,筆者以為都極在理。一是指屈氏受姓之祖,即屈瑕,另一為“楚先王之顯赫者”。這個顯赫的楚先王是誰呢?筆者認為是楚武王熊通。楚武王是楚國歷史上第一個自立為王且在位時間較長(排第二位,達51年)的一位君王。楚武王一生南征北戰,開疆拓土,為奠定后來楚國之廣闊疆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堪稱一代雄主,不可謂不算顯赫了。除去筆者的這個判斷,另有現代著名學者譚介甫也認為伯庸是指楚武王熊通。(見譚戒甫《屈賦新編》上冊,中華書局1990年版)楚武王與屈瑕是父子,屈瑕為屈氏受姓始祖。這一點,有王逸《楚辭章句》“帝高陽之苗裔兮”條下之注為證:

“……(若敖)其孫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于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以為氏。”

不管伯庸到底是指楚武王,還是指屈瑕,總之,這兩位屈原的先祖都與蒲騷(今應城)有著莫大的淵源。《離騷》開篇即稱頌其先祖,自道家世,可見這位先祖在屈原心中占有多大的份量,這也正是屈原選擇落腳于蒲騷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

1,屈瑕有過著名的“蒲騷之役”(見前引《左傳·桓公十一年》)的戰功,極有可能死后被葬在蒲騷之境。當代學者王廷洽在《<離騷>題義新解》一文③里就作出過這樣的推斷。既然史無明載(《左傳》里僅說屈瑕在伐羅失敗后“縊于荒谷”),又找不到確切的葬身之處,那么葬在蒲騷就是最合理的解釋。而事實上,應城早在明、清之際就有關于楚莫敖屈瑕死于“下榻”的傳說,認為他死后被埋葬在蒲騷故壘。(見《雍正應城縣志》)

2,“楚武王伐隨卒于樠木之下”,可以確鑿無疑地被確定為,楚武王葬在蒲騷之境。有應城本地遺跡、詩文和縣志為證。

三槨冢,志書稱三冢,俗稱三孤冢。位于應城市區西南10.5公里王鄭村,占地面積1155平方米。《光緒應城志》載:“三冢,在縣南三十里馬旺嘴蒲騷廟南。相傳楚武王卒于樠木之下,即葬其地。”又載:“蒲騷廟,在縣三十里馬旺嘴,塑武王像,南有三冢。”

清代《雍正應城縣志》載:“樠地在城南三十里,即今馬旺嘴,楚武王卒于此。”另有清代應城兩位詩人賦詩為證,其中一首云:“樠木千山夕照中,相傳于此葬熊通。僭王首惡心何蕩,泉下無顏對鬻熊。”(孫甡《楚武王墓詩》)另一首有詩句云:“師孑緣何授,伐隨徒自勞;蕩心嗟鄧曼,埋骨記蒲騷。”(清·張崇闌)

楚武王熊通和屈氏受姓祖屈瑕,同為屈原之榮耀先祖,《離騷》里的“伯庸”不管是指哪一個,都能證明屈原身處蒲騷之地,情不自禁地追憶起自己祖上,于是自敘家世,深切緬懷與憑吊之情溢于篇章。

(3)《離騷》香草地理探源

人們常說,《離騷》的前半部是現實主義,后半部是浪漫主義。《離騷》前半部分里有一個極為顯著的地理性標志,那就是屈原筆下的香草世界——里面出現了大量的香花香草。根據王逸的說法,盡管這些自然風物只是用來“依《詩》取興,引類譬喻”的,所以“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見王逸《離騷經序》),然而筆者認為,一切的藝術創造均來源于生活。如果屈原的現實世界里沒有這些種類繁多、葳蕤旺盛的香草植物,他又怎能無中生有編造這么一個芳香迷離的世界呢?所以那不過是屈原“就眼前所見,形諸文字,或引以為喻”(趙逵夫語)而已。應該完全可以確定,屈原創作《離騷》的自然、地理背景就是這么一個香草世界。

我們來看一看西漢司馬相如《子虛賦》里的文字:“云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穹、菖蒲,江蘺、蘼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薔、雕胡、蓮藕、觚盧……其西則有涌泉清池……。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楩、楠、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鹓雛、孔鸞……”

司馬相如雖為西漢時代的人,但他距離屈原生活的戰國晚期不過百余年,他的文字是最能夠還原戰國時代云夢游獵區的面貌的。請注意《子虛賦》中所寫云夢之東部的各種花草,還有南部的水生植物以及北部山區的樹木、禽鳥,等等。我們不難發現,《離騷》中隱約透露出的地理環境和香草植被與《子虛賦》中所寫極為吻合。這應當是屈原職掌云夢落腳蒲騷的一大明證。比如《離騷》中涉及到地理狀況的句子:

1,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2,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3,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早晨爬上小山的大土坡,去摘那木蘭,傍晚蕩舟游進河中的沙洲,去拔那卷葹草;我駕馬一會兒在長滿蘭草的水灣邊徘徊,一會兒又來到長著椒樹的山丘上觀賞歇息。夏天我把荷葉披在身上,收集來荷花做成美麗的衣邊……

這種澤、陸交錯,地勢縈回環抱的地貌特征不就是譚其驤所言之云夢核心區么?《離騷》中提到的各種植物如江離、芷、若、木蘭、荃、蕙、菌桂、芙蓉、薜荔、杜衡……等,禽鳥如鸞,也均見于《子虛賦》中寫云夢的文字,幾乎如出一轍。有人說,屈原筆下寫了那么多花草,卻獨不見蒲騷水澤之畔最常見的蒲草,以此為惑而生質疑。筆者以為,那是因為植物名稱古今有異,未能細審所致。查《楚辭譯注》(董楚平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一句“荃”字之注,曰:“香草,亦名‘蓀’。此處代指下文所稱靈修。”此知荃又叫作蓀,屈原在這里用來代指楚懷王,可見這個叫作荃或蓀的植物在屈原心中有多么神圣、高貴。殊不知,蓀就是菖蒲,亦即蒲草。怎能說屈原筆下沒有言及蒲騷之風物呢?關于這一點,筆者在《香草美人志:楚辭里的植物》一書里找到了明證:“蓀,古代又名荃,今指天南星科的菖蒲。菖蒲在《楚辭》里有兩種指代,一指香草,一指君王。”④

結合《子虛賦》的交待,這么多香草植物集中出現在云夢之東部(其中有關鍵性的菖蒲),而云夢東邊正是現如今之應城、云夢、漢川三縣市之地帶,那么屈原住蒲騷,背靠東南之沼澤,扼守西北游獵之門戶,就是再合理不過的了。

(4)逆向反推的邏輯證明

屈原居住蒲騷,大約是在即將返回朝廷的前夕(懷王29年又被召回)為了向楚懷王鄭重地表白心跡,同時也是作最后一諫而創作的《離騷》。蒲騷作為偉大作品的誕生地,可以從屈原弟子宋玉、景差以及后世追隨者李白的身上得到間接的證明。

1,《光緒應城縣志》卷十《人物》引明人廖道南所撰《楚紀》云:“宋玉,楚人,屈原弟子。雋才辯洽,善屬文,事楚襄王為大夫。嘗僑居蒲騷,憫其師屈原忠而被放,作《九辯》以述志。”(據悉,廖道南的記載來源于西漢劉向之《列士傳》,該書今已佚)而王逸在《楚辭章句·九辯序》中也有相似的記述:“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這兩則類似的記載都說明,宋玉作《九辯》有緬懷、致敬屈原之意。我們再細考宋玉之作品,會發現《九辯》與《離騷》很相似,里面有多處模仿、甚至直接抄襲《離騷》的痕跡。當代楚辭專家朱碧蓮認為:“宋玉《九辯》是《離騷》的姐妹篇,深受《離騷》的影響。”(見朱碧蓮《楚辭講讀·九辯》)宋玉之所以要如此追隨自己老師的作品,其緣起是由于自己僑居蒲騷,懷念屈原所致。這是不是也能間接地證明,屈原曾居蒲騷,作過《離騷》呢?

2,明·周圣楷所撰《楚寶》卷十五《文苑》篇記載:“景差,楚同姓也,與宋玉同師事屈原。嘗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閑心目足矣。’屈原死,賦《大招》一篇。”(按《大招》的作者雖不確定,但王逸已有景差所作一說)此則記載幾百年來一直在應城文史界盛傳,被簡要地敘述為“景差蒲騷會友作《大招》”,至今傳為佳話。《大招》既然是招屈原之魂,而又是在蒲騷所作,那么同樣也能間接地證明,屈原生前曾住過蒲騷。

3,唐代大詩人李白,被稱為“謫仙人”,他一生有著高遠的理想、偉大的氣魄,他崇拜向往因水而生的楚文化,奉屈原為精神偶像。李白是中國歷史上繼屈原之后,被公認為精神、氣質最接近屈原的一個人。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仗劍去國,辭親遠游”來到了荊楚故地,在安陸成家落腳。李白在其文章《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自述了來安陸的動機,那是因為“見鄉人相如大夸云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所謂“大夸云夢之事”就是指的《子虛賦》。李白是因為讀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而心生向往,遂來楚地的,并且在安陸一住就是十年。作為行事不蹈常規、不循俗舉的李白來說,他選擇在哪里落腳、定居,不是隨隨便便的,其背后定大有深意。《子虛賦》有什么好向往的?他一定是知道《子虛賦》所描寫的云夢同他的偶像屈原有關聯,所以才會不辭千里來此尋蹤。他選擇定居安陸,其實就意味著對屈子的祭奠和懷念。因為他知道,先師屈原曾被放逐到過這一帶,在一個叫蒲騷的地方寫過《離騷》。(按唐代時安陸的行政區劃來看,蒲騷故地也屬于安陸的一部分)正是因為受《離騷》的感染,同時也是基于對屈原事跡的了解,所以李白放棄名山大川,選擇隱跡于寂寂無名的安陸壽山(或曰碧山)。李白在其早年敘述其宏遠志向的文章《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里,就借壽山之名表露了自己的楚騷心跡:“仆包大塊之氣,生洪荒之間。……產隋侯之明珠,蓄卞氏之光寶,罄宇宙之美,殫造化之奇。方與昆侖抗行,閬風接境……”這里的“昆侖”、“閬風”不就是來自《離騷》而將自己比為屈原么?

屈原《離騷》句:“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白水,神話中河流,出自昆侖山,傳說飲之不死。閬風,神仙所居之境,在昆侖山頂。李白說,要“與昆侖抗行,閬風接境”,這實在是他身處安陸,追慕《離騷》、緬懷屈原的一個證明。

(二)《哀郢》流放指向發微

《哀郢》是《九章》里的重要篇章,其作于何時何地已不可考,但詩文中所記敘的內容則相對清晰,基本上有跡可循。筆者認為,此篇可作為屈原于楚懷王25年被放逐于漢北云夢落腳在蒲騷的一個重要旁證。

(1)題解與舊說戡謬

關于此篇之旨意,傳統舊說有兩大誤區:一是認為《哀郢》記述的是楚頃襄王21年秦將白起攻陷郢都,楚頃襄王遷都于陳邑,屈原隨楚國百姓逃難的情景。二是認為《哀郢》記述的并非楚頃襄王時之事,而是懷王時期屈原被流放到郢都以東——今安徽陵陽的一段經歷。

首先,這篇作品肯定與白起破郢無關,之所以讓人有此誤會,全在篇首頭兩句:“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今人王錫榮所注《楚辭·哀郢》篇里是這么解釋的:“皇天:明指上天,暗喻楚王。百姓:與下句之‘民’統為屈原自指。震愆:恐懼獲罪。離散:謂與家人離別。東遷:流放到楚國東部。”(見書中第68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王錫榮在題解里說:“從詩本身來看,明言被放逐而去郢者彼彼皆是,至于白起破郢之事竟無一言涉及。故當以王逸之說為近。”(見書中同頁)按:王逸認為此篇作于懷王時,屈原被放逐而去郢。(朱熹也贊同這一說)但是放逐于何地,王逸、朱熹都沒有講。由此看來,第一種舊解確為誤讀,《哀郢》所記實實在在是楚懷王時期屈原的一次流放經歷。

那么屈原是被放逐于何地呢?比較遺憾的是,王錫榮也認為是被流放到了安徽陵陽。(估計他也只是遵循舊說)難怪他把“東遷”解釋為“流放到楚國東部”。關于對屈原流放安徽陵陽說的駁斥,筆者前文已有論述,茲不贅言。單從“東遷”二字來看,也不當解釋為楚國東部,而應以指郢都東邊為妥。趙逵夫在《<哀郢>釋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蹤》一章里(見其所著《屈原與他的時代》一書,第342頁)說得好:“似乎陵陽并不如學者們所說的今安徽陵陽那樣遠……無論如何,楚國流放大臣不當置之與別國相鄰,甚至時時被敵國所占據的地帶……”

《哀郢》詩中兩處言“東”:其一,“方仲春而東遷”;其二,“今逍遙而來東”。筆者認為,此詩從文本上來看,處處皆言江漢間地名風物,如:江、夏、夏首、龍門、夏浦、大墳、州土、江介,等等,這應當是屈原東遷于漢北云夢的明證。云夢核心區在郢都以東,方位上極為明確,言安徽陵陽為東其實甚為牽強——已經遠得沒有方向、邊際了!尤其是這里面“州土”二字,有來歷,有史可考。

1,《左傳·桓公十一年》記載:“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哀郢》中的“州土”即此處位于蒲騷附近的州國。

2,譚其驤《云夢與云夢澤》里提到在廣大的云夢游獵區,有一些已經被開發的聚落和都邑,這里面就包括一些相鄰的地方,如:軫、鄖、蒲騷、州、權……等地。

“州”與蒲騷相距不遠,那么很顯然,“州土”也在云夢范圍之內,屬古荊州之地(多個版本的《楚辭》注解均將“州土”釋為荊州之土地)。這怎么可能與安徽牽連得上呢?說《哀郢》詩中出現了“陵陽”地名便認為屈原是被流放到了安徽陵陽,實在是一種極端幼稚淺薄的認識。

另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從該篇行文之語氣和口吻來看,《哀郢》并非創作于屈原流放之當時或當年,而像是若干年后身處異地追憶當年被流放漢北云夢的經歷之作。作品中可以找到這樣的痕跡,如:“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冀壹反之何時?”這些話分明都是事后追述的口吻。郭沫若也認為《哀郢》是“去郢九年之際”所作。從篇尾的“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一句來看,很可能彼時屈原已身在湖南沅、湘一帶。那時候已是頃襄王當政,屈原被遷放江南之野,不得北越大江,故有此慨嘆。那么筆者認為,屈原創作《哀郢》之時距離事發當年已經日久年深,在記憶上會呈現出模糊化、碎片化,在具體的細節順序上會有一些顛倒、錯亂。比如:詩中“過夏首而西浮”之后言“上洞庭而下江”,按順序應是洞庭在先,夏首在后。

(2)核心問題解析

1,“遵江、夏以流亡”——筆者釋:沿著長江、漢水開啟流放征程。

自先秦時代起,夏水與漢水之間就存在一個“互受通稱”的情況,即互相借用對方的名稱來表述自己。⑤比如今之言漢江而曰“襄河”,就是這種例子。古代典籍中很多處用夏水代指漢水,或用漢水代指夏水,十分常見。據《水經·夏水注》的記載,夏水之得名,緣于“冬竭夏流”這一特點,所以它是一條季節性河流。屈原啟程的時節,詩中明確交待是仲春,那么此時夏水應當處枯水期,是不便舟行的。即便是這一點,詩句中的“夏”也不當指夏水,而應指漢水。這也是為什么屈原要由長江轉道漢水的根本原因。否則,直接由夏水轉入漢水就行了。

因此筆者認為,屈原流放的行舟路線是這樣的:由江陵入長江(楚之郢都在今湖北江陵一帶),順流東下,中途經過洞庭湖,再至漢口(即詩中之“夏首”),最后由漢口折轉西入漢江(即“西浮”),沿漢江溯流而上,直至到達目的地,登陸上岸。簡要地說,其實就是由江入漢。只有這樣理解,才能解釋屈原的舟行軌跡為什么一直在江、漢之間徘徊,而絲毫不見安徽一帶風物的情況。

2,“過夏首而西浮”

曾為《楚辭》作注釋的當代學者董楚平曾這樣感嘆:此句中的“西浮”二字“種種舊說都扦格難通”。(見董楚平《楚辭譯注》109頁)這也就是說,前人的解釋都講不通。

關鍵在于,對“夏首”的理解是否正確。筆者注意到,當前對夏首這一地名,主要的分歧表現在兩個方面,即一頭一尾。也就是指,夏水受長江之水的入口為頭,夏、漢合流之后匯入長江另一段的出口為尾。到底哪一個才是夏首?目前持這兩說的大家、名人都各有其人,各執一詞。依筆者之見,當取其“尾”說為是。稱“頭”者似乎有理,但無法解釋“西浮”,而取其“尾”者既有理,又能貫通“西浮”。其“尾”即今之漢口,漢口古稱夏口,一直到民國時都這么叫。

認為“夏首”是指夏口,即今之漢口的古今學者專家大有其人,如清·王夫之言:“夏首,夏口。”(見《楚辭通釋》)現代著名學者陸侃如:“夏首,即夏口,是夏水入江的地方。”(見《楚辭選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另有高亨、馬茂元二位學者也持相同觀點,茲不一一引述。將“夏首”解釋為漢口之后,那么“西浮”便是由漢口江面折轉西入漢水,這就順理成章了。

3,“當陵陽之焉至”

此句中的“陵陽”一詞究竟該作何解,目前情形十分復雜,矛盾尖銳對立。總的歸納起來,有兩派:即地名說和借指大波浪之說(簡稱大波說)。

筆者以為,按照此篇是記敘屈原被楚懷王流放漢北云夢、最終落腳于蒲騷的角度來看,此二派之說均無損于我。首先,大波說可以徹底否定屈原的東遷是被放逐于安徽陵陽;再者,即便承認“陵陽”為地名,就目前學術界的研究來說,也不一定非是安徽陵陽不可。

繼清人蔣驥首倡安徽陵陽為屈原東遷放逐之地以來,后續又有兩位清代學者胡文英、徐煥龍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他們也認為“陵陽”是地名,但其所釋則各自另辟蹊徑。胡文英認為“陵陽”是指“巴陵之陽”(見其《屈騷指掌》),徐煥龍則認為是指“江陵之陽”(見其《屈辭洗髓》)。筆者認為,這兩位清代學人的觀點是值得考慮的,他們給出的地域范疇已經慢慢開始接近事實了。據此,筆者有理由認為,“陵陽”當為竟陵之陽。竟陵,戰國時代為城邦(見譚其驤《云夢與云夢澤》),與蒲騷同隸屬于云夢核心游獵區。竟陵即今之湖北天門,與應城交界,在漢江邊上。

由于屈原要到達的蒲騷之地并不在漢水邊,所以只能由竟陵登陸,然后行至蒲騷。《哀郢》原作里說得很清楚:“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作者并沒有說,到了陵陽就到了目的地,而是說,接下來再往哪里走呢?天門與應城,同屬古云夢澤之地,除了平原、丘陵、山岡之外,交錯分布著許多河汊、湖泊。天門以南(竟陵之陽)正是與沔陽、潛江接壤地帶,是沼澤、大湖的密集處,所以屈原在此處發出慨嘆:“淼南渡之焉如”——這南邊好大的一片汪洋大水啊!我再往哪里走呢?此處之“南渡”不能理解為駛船往南行,因為屈原已經棄舟登岸。他接下來的行程將是往東北方向,朝著蒲騷走。

屈原既到了天門,那么離應城也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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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見董楚平所著《楚辭譯注》11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6月版。

②李嘉言《離騷叢說》,首刊載于《河南師大學報》1982年第5期,后收入《李嘉言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

③王廷洽《離騷題義新解》,刊載于《藝文志》第二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④《香草美人志:楚辭里的植物》,韓育生著,鷺江出版社2017年8月版,第167頁。

⑤見長江大學文學院教授徐文武博客文章《夏水與漢水的“互受通稱”現象》

【作者:楊建平,應城市作協。】

(編輯:陳斯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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